三国黄权为什么投降魏军(揭秘夷陵之战后黄权投降曹魏原因)

  黄初三年(公元222年),刘备在夷陵大败于陆逊,几乎全军覆没,阵亡数万人。根据《傅子》的记载吴军消灭蜀汉军八万余,刘备仅以身免。这一场仗,刘备方面可谓损失惨重。

  而被刘备安排到江北防备曹魏的黄权,因为“道阻绝,权不得还,故率所领将降于魏”。在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中则记载:“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”。

  “黄权不得西还者,或水道为吴所阻,陆路为魏所制,进退失据乎,不然刘葛‘推诚相信’,何竟不战而降也?”

  所以黄权降魏一事,记载一致,基本没有异议。但田余庆先生认为这里应该另有隐情,即黄权降魏,是否仅仅因为别无退路,这其中是否还有什么隐情呢?

  刘备在黄权降魏后,曾说“孤负黄权,黄权不负孤”,那么刘备所说的负是指什么?是指未曾听黄权谏阻导致大败,还是因为刘备令黄权督江北军导致其孤悬江北,从而不得已降魏呢?

  黄权原本是刘璋属下。在刘备夺取益州之之后,进行了相应的人事安排,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说此次安排“皆储值显任,尽其器能”。其中“董和、黄权、李严等,本璋之所授用也”,史书中,名次先后相当重要,所以这样的记载,说明了董和等刘璋旧属人物地位的高低。

  《黄权传》注引《汉魏春秋》,黄权在回答魏文帝的问题时曾说“臣与刘、葛推诚相信”,黄权认为自己和刘备、诸葛亮彼此信任。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?

  前文提及的董和、李严,和黄权一样,都是刘璋旧属,从名次看,黄权低于董和,但高于李严。但他们官职是否也与此匹配呢?

  董和,被署为掌军中郎将,和诸葛亮并署左将军、大司马府事,这是实打实的重用,董和实际上是刘备政权中旧人的政治代表。只是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,董和已死。

  陈寿在《三国志·黄李吕马王张传》中曾说“然卒破杜濩、朴胡,杀夏侯渊,据汉中,皆权本谋也”,由此可见黄权是有大功于刘备的,可也不过“假权偏将军”,就这一点来说,黄权显然没有被重用,被压制。

  刘备重用刘璋旧属,主要目的是安抚益州地方势力,并非完全看中其才能,董和确有才具,而李严就未必。

  在《隶续》一书中曾记载一件事儿,在建安二十六年(建安只有二十五年,刘备刻意延用建安年号,以示拒绝承认曹丕篡汉)时,李严曾上报祥瑞,称在武阳赤水,有黄龙出现,并在武阳作庙立碑记载此事。这或许就是何焯说李严“似有节操”的原因吧。

  李严奏报祥瑞一事,并不能说刘备就喜欢这种阿谀奉承之举,但在当时的情形之下,这种祥瑞可以更多的体现蜀汉政权的合法性,而这正是刘备所需要的。

  从上面的记载来看,“守正不阿、恪遵臣道”是对黄权的主要评价,这固然说明了他的操守,但从史料记载来看,虽然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契合,但刘备更喜欢和庞统、法正这样看起来不是那么守正的人相处,这和刘备自身的游侠气质契合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,黄权和刘备起码在性情上是不够契合的,这样一来,刘备只是给黄权较高名次,但并不重用,也就解释得通了。

  及称尊号,将东伐吴,权谏曰:“吴人悍战,又水军顺流,进易退难,臣请为先驱以当寇,陛下宜为后镇。”先主不从,以权为镇北将军,督江北军以防魏师;先主自在江南。

  以事后结果来看,黄权的谏阻无疑是正确的,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,当时三国并立,吴蜀交兵,魏国必然伺机而动。夷陵之战八月结束,而魏国九月攻吴,就证实了这一点。黄权的建议虽然稳妥,但攻吴只能速战,不宜持久,刘备之后连营七十里也是无奈之举,刘备没有采纳黄权的劝阻以当时情势来看并无大问题。

  首先明确一点,刘备将黄权安置在江北防御魏军,,他这一只孤旅在江北既无落脚之地,也无有策应,这明显是疏远黄权。

  而当夷陵战败之时,从战败到黄权降魏,这中间隔了两个月,史料上并没有记载黄权做了什么。在此之前,从黄权受命督江北之师,到夷陵战败,中间也有4个月的时间,这前后总共半年,黄权不可能没有任何动作。

  我们从上面这张图可以看出来,在夷陵之战大败后,黄权虽然被阻隔在江北,一时进退不得,但此时吴军忙于追击,顾不上黄权,所以他的处境并不危急,但下一步何去何从,确是黄权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。

  吴国是敌人,以黄权的君子之风,显然不可能投降吴国。可回归蜀汉的道路已经被吴国阻隔,虽然吴军一时顾不上黄权,可一旦吴军有了余力,必然会针对黄权所部,以他这点兵力,显然无法应对。所以固守是不可能。

  那么只剩一条路了,就是降魏,虽说蜀魏也是敌国,可当时蜀魏并未处于交锋状态,投降魏国从伦理上是说得过去的。

  孟达原来也是刘璋下属,因拒绝关羽的求救,加上与刘封不和,于建安二十四年率部曲四千余家投降投降曹魏。投降后,孟达受到曹丕重用,为散骑常侍、建武将军,封平阳亭侯,曹丕还将房陵、上庸、西城三郡合为新城,以其为新城太守,委以西南之任。

  而夷陵之战前,黄权在江北所当的上庸、房陵一带,正是孟达的防区。曾经的同僚到了自己的防区,孟达必然会格外留意黄权的动向。

  当然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,孟达不仅受到曹丕的重用,还和桓阶、夏侯尚的关系都不错。而此时,孟达正好归夏侯尚节制。所以孟达是有机会和条件来运作黄权降魏一事的。

  黄权想要降魏,那么必然先要将投降的意愿告知对方,并获得对方的反馈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这依赖于信息或文书的送达。

  参考严耕望的《唐代交通图考》第二十六篇《山南境内巴山诸谷道》的记载,以当时黄权所处位置来看,他要与曹魏取得联系,唯一便当的途径便是与驻在房陵、上庸之间的孟达取得联系。

  在黄权降曹后,刘备曾说“孤负黄权,黄权不负孤”,不仅没有牵连黄权家人,黄权留在蜀中的儿子黄崇,官至尚书郎,最终与诸葛瞻一起战死于绵竹。

  首先,孟达是刘璋旧属,又曾为刘备下属,现在又投降了曹魏,而他所处的房陵、上庸一带,又恰处三国交界的地方,孟达这里自然而然成了南北信息交换中枢。

  而孟达自己有宠于曹丕,居中的桓阶和领军的夏侯尚与他关系都不错,这也让孟达如果想劝降黄权完全可以说得上话。

  孟达如何劝降黄权,史料中并无记载,但这其实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,比如刘备阵营中刘璋旧属的艰难处境,比如刘备对黄权的疏远,比如黄权当下的进退无据。

  确实,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是孟达劝降了黄权,上文所写都只是猜测,但无论孟达还是黄权,他们的降魏,其实都是蜀汉政权中新旧势力纠葛的体现,而这种纠葛,与蜀汉政权相终始,从这个角度来说,是否是孟达劝降了黄权,还是值得一说的。

  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黄初三年注引《魏书》记载,黄权见荆州刺史夏侯尚请降的时候,所领不过“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”而已,很显然,黄权的部属被另作安排,多半是归了孟达,或许,这也是孟达积极劝降黄权的原因之一吧。

  虽然黄权有可能是孟达劝降,但黄权降魏后不苟且,无反覆,始终不易其性,得事君之体,恰如前面所说的“守正不阿、恪遵臣道”。

  千载之后,我们回眸这段历史,在历史的罅隙间,做些索隐,对当年的人和事,也能有更多的理解,这或许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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